——基于社会排斥理论的视阈
摘 要：结合实地调研与访谈结果，本文发现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来自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以及福利等方面的排斥。本文基于社会排斥理论，从两个维度分析了形成这些排斥的原因：一是受人力资本素质、文化与社会认同等自身禀赋约束的功能性排斥，二是受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影响的结构性排斥。功能性社会排斥与结构性社会排斥的存在直接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进程受阻，只有拆除这种藩篱才能够促进其尽快实现城市融合。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排斥；城市融合；功能性；结构性
“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一词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逐渐流行的一个社会学术语，1974年，法国学者勒内·勒努瓦（René Lenior）首次使用“社会排斥”这一概念说明被排斥在正式就业岗位和收入保障制度之外的特定社会边缘群体的“被排斥”状态①。之后，这一概念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学、人类学，甚至经济学领域的许多学者开始认可并使用这一概念。对社会排斥的涵义界定，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见解。英国学者格雷厄姆·儒姆认为，社会排斥意味着“他们正遭受着多方面的窘迫境遇，忍受着他们居住社区物质和文化环境持续的、不断加强的恶化”，并且“与外部世界的社会关系出现了相当程度上的不可逆转的分裂。 ”②约翰·皮尔森认为：“社会排斥是对个人和家庭、群体和社区参与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所需要资源的全面剥夺过程”③。欧洲共同体委员会提出：“社会排斥是指由于多重的和变化的因素导致人民被排斥在现代社会的正常交流、实践和权利之外。贫困仅仅是其中最明显的因素之一，社会排斥也指不能享受住房、教育、健康和服务的充分权利。 ”④从学者们对社会排斥的定义可以看出，社会排斥共同的核心内涵，即由于各种原因，可以是自身的，也可以是社会结构原因所导致的社会成员不能共同分享社会资源以及公民权利的窘迫处境。这种排斥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经济排斥、政治排斥、公共服务排斥、社会关系排斥等。本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是：出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目前在城市务工的农村青年。本文所讨论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合过程中面临的“社会排斥”是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被排斥在城市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外，从而导致其不能获取与城市市民同等的经济、政治、公共服务等社会资源的过程及状态。也即本文所分析的社会排斥的内容并不局限于经济资源或生活的基本物质需要，还体现在能力、社会参与及实现程度上的排斥。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不同于父辈传统农民工的特质，不同于城市同龄人的身份，要求我们必须用一种新的视角来考察其从生存状况到权利获得、社会认同等各方面的问题。文本结合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于2007年6-8月在全国十省份开展的农民工生存状况问卷调查结果，运用社会排斥理论探讨当前中国新生代农民工所面临的城市融合的困难及成因。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3694份，有效问卷3255份，涉及到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1211份。
一、社会排斥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的现实表现
（一）经济排斥
我们从就业——收入——消费三个环节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经济排斥。从就业环节来看，就业作为劳动力获取维持其及家庭成员基本生活资料的最基本途径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同样重要。但是，传统二元经济模式派生出的二元劳动力市场⑤所具有的二级结构特征，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显然存在多种局限。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就业具有工资水平较高、就业稳定、工作环境安全、管理规范、升迁机会多等特征；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就业的工资水平较低、就业不稳定、工作环境恶劣、管理不规范等问题突出。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虽然较之第一代农民工普遍提高，但是与城市里大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同龄人相比，其知识贮备、劳动技能显然制约了其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的地位，社会资本的缺乏也使得他们很难进入正规就业部门，在就业环节上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从收入与消费环节来看，主要集中于二元劳动力市场就业的事实决定了他们的收入水平普遍较低。据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十省市被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仅为749元。更令人担忧的是，相对于勤俭、质朴的第一代农民工而言，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不再具有传统农民身上勤劳、质朴的可贵品质，他们穿着时髦、讲究消费品味，追求和城里同龄人一样的物质生活。有限的就业机会、微薄的收入与不断膨胀的消费需求之间的矛盾，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面临着比第一代农民工更为严重的经济窘境。
（二）政治排斥
经济地位的低下，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容忽视的政治排斥。和第一代农民工一样，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已经成为城市社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群体，但其特殊的身份，使他们在城市生活中往往被当做“外来人口”对待；他们流动频繁的特点，也往往造成家乡地方政府与所在务工城市政府对其政治参与管理的“疏忽”，其政治参与权利的实现往往成为“真空地带”，政治参与程度明显低于城市市民，更没有机会对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政策法规表达意见。
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由于年龄结构较轻，不少新生代农民工都表现出对政治的漠不关心，普遍不重视政治权利的实现，大多对自己所享有的政治权力范围毫不知晓。表现最为集中的一个问题是在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到城市务工，往往既没有参加家乡基层组织的代表选举，也未能参与所在城市的代表选举，调查对象中有67.63%的人近五年内未参加过任何人大代表的选举活动。政治排斥意味着在政治决策过程中没有或者缺乏代表自身集团利益的发言权。基本政治权益诉求的正当渠道的缺失，对于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以及社会稳定都是不利的。
（三）文化排斥
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合过程中遭遇的文化排斥集中体现为农民工群体的城市“亚文化”的形成。亚文化（subculture）是指由各种社会和自然因素如阶级、阶层、民族、宗教以及居住环境的不同，而形成的具有自身特征的群体或地区文化。这种与主文化相对应的、局部的亚文化，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等方面都极易与城市生活格格不入。
虽然新生代农民工身上传统农民的乡土特质正在逐步褪去，但是与城市同龄人相比，不同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受教育程度的差异等都导致了“亚文化”的形成，成为其融入城市过程中很难逾越的无形隔阂。 “文化堕距”⑥的存在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城市工作、生活，有着和城市同龄人相差无几的打扮装束，但其文化意识形态并没有完全随之发生本质性的转变，其行为方式与价值理念仍带有很大的“乡土特质”，而这往往成为城市市民对其产生偏见的根源。虽然相对于父辈来说，与城市市民的交往、互动频率都有着明显的提高，但由“亚文化”引起的根本冲突以及诱发的城市市民对自己的偏见，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同样面临城市社会网络分割、社会支持减弱、被排斥在城市社会主流群体之外的困境。
（四）教育排斥
受教育权利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但是现实中，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权利的不充分实现却成为其城市融合过程中不容忽视的又一障碍。就目前现实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生活融入中的教育排斥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的缺失。我们的调研结果显示，有86.1%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接受过职业技能方面的正规培训。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第一代农民工，如果能够合理地对其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必将为中国产业工人队伍提供较目前更多更高质量的劳动力。虽然，国家也正在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培训，比如为落实《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国家农业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原）、教育部、科技部和建设部六部委曾于2004年4月共同组织实施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但就我们在各地的调研情况来看，此项工程由于财政补助力度过小地方政府热情度不够（每人每期培训费用财政补助为100元）、培训课程实用针对性不强、不能与安置就业相挂钩、课程周期设置不合理等问题而实施情况欠佳。
其二，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缺失。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年龄结构整体较轻，但受农村早婚、早育风俗影响，普遍婚育年龄较早。据我们的调研数据显示，在总体1211个样本中，有接近1/2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为人父母。对于已婚育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在城市生活融入中，除了要赚取养家钱之外，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是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虽然，目前各地已经陆续解除了城市公办学校对农民工子女就读的限制政策，但由于城市较高的教育成本，即使学校不收取高昂的赞助费、借读费，相对农村基础教育较高的一般教育支出、以及农民工流动频繁等原因也都导致真正入读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并不多。而收费相对较低的打工子弟学校，却往往由于基础设施简陋，教育水平有限，甚至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容易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子女学期中途教育中断，不能正常连续就读等问题。受教育权利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现实中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子女面临的教育歧视成为阻碍其向上流动的障碍因素之一。
（五）福利排斥
同父辈们一样，新生代农民工在为所在城市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却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和城市市民同等待遇的公共福利。新生代农民工遭遇的福利排斥主要体现在以社会保障权益为代表的公共服务权利的缺失上。当前存在的与户籍制度挂钩的城乡差别的公共服务体系及社会保障制度使得绝大多数非正规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们都游离于社会“安全网”之外，享受不到应有的社会福利待遇。
近些年来，中央及各地政府已经逐步开始重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有关改善农民工生存环境，提高其社会保障福利待遇的政策也陆续出台，但是，由于涉及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制度一般都只是在部分省市推行，统筹层次过低，缺乏应有的连贯性；再加上出于减少用工成本的考虑，在监督不利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极易逃避缴费责任，不为农民工办理入保手续，农民工的实际参保情况并不乐观。我们的调查数据显示，在1211名调查对象中，只有21%的新生代农民工参加了工伤保险，10.3%参加了医疗保险，什么保险项目都没有参加的将近总体的2/3。融入城市意愿强烈的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平等地享受到公共服务体系的保障，在社会风险无处不在的城市社会里时刻面临着生存危机。
二、功能性排斥：禀赋条件约束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内生根本性障碍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来自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福利各方面的社会排斥使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多重边缘化”的境地，成为他们融入城市生活不可逾越的藩篱。在社会排斥理论中，对社会排斥的划分类型有多种方法，根据社会排斥成因的构成，可以将其分为功能性排斥和结构性排斥。本文将依照这种划分方法，从功能性排斥与结构性排斥两个视角来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障碍的形成原因。
（一）人力资本素质不足：功能性排斥的内生根本性约束
社会排斥理论认为⑦，功能性社会排斥是指被排斥的个体、群体或组织因为自身功能上的欠缺而处于的一种被排斥状态，这种排斥不是由于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客观的、固有的、不易改变的结构原因造成的，而是由被排斥群体（组织）或个体自身的原因所形成的社会排斥。本文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以自身人力资本素质不足为主要特征的禀赋条件约束是形成其功能性社会排斥的主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是由农民转化而来的新生代劳动大军，不同于有丰富务农经验的传统农民工，他们大多走出校门便直接步入社会，简单的社会阅历往往制约其在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他们所拥有的有限的社会资本也限制了其融合速度。但是，从根本上来说，除了相对匮乏的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之外，决定其城市融合进度的关键因素还在于其自身的人力资本素质。在现代工业社会里，人力资本具有比物质资本、货币资本更高的投资回报价值。虽然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年龄结构较轻、健康状况良好、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等人力资本特质，但不能否认的是，相对于城市里普遍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拥有各种专业技能的同龄人来说，这一群体仍存在人力资本不足的普遍特征。
表1中我们以新生代农民工融合程度的自我认知⑧为因变量，以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务工时间等可能影响其人力资本的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由于因变量为分类变量，不满足一般多元回归分析对因变量具有间距测度等级的连续变量的要求，因此，我们采用Multino-mial 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回归结果显示文化程度、掌握劳动技能情况、务工时间（代表工作经验）、婚姻状况四个人力资本特征变量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有着正相关作用。以文化程度为例，以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为自变量，对其城市融合程度进行回归的分析结果显示，两者具有显著的相关性（P=0.001），肯德尔系数为正（Kendall’stau-b=0.024），说明两者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此外，结果显示，直接受制于人力资本素质的收入水平也与融合程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本文认为，在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各种因素中，人力资本的匮乏才是最根本的障碍因素。在进城初期，人力资本的匮乏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寻找工作的领域一般只能局限于次级劳动力市场，进而也决定了其工资收入的微薄。之后，所拥有的较少的经济资本又直接限制了其通过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来提高自身的人力资本素质，从而提高经济收入，改善社会地位的可能。进一步来看，较低的收入与社会地位又间接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狭隘的个人交往空间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这种自我封闭的生存状态必然使得他们难以融入城市市民的社会圈。
由此可见，人力资本的匮乏是制约其他社会资本形成的基础，也是阻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根源所在。以上分析也解释了调研中常常遇到的两个几乎拥有同样社会资本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农村青年（同胞兄弟、姐妹）进入城市务工后，有的迅速适应、融入城市生活，而有的却迟迟融入不了的现象。事实上，从我们调研过程中接触到的对象来看，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实现似乎更多地发生在某一类型的特定人群之中，一般而言，这类人群在知识储备、劳动技能、价值观念、乃至性格志向上都表现出较强的融合意愿倾向。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工更有可能在经济地位与职业地位提高的情况下，率先融入城市社会，成为真正的城市新市民。而新生代农民工正具备了以上条件，或者说年纪轻、有求知欲、有干劲的他们更容易达到融合所需的人力资本要求，更容易实现融合。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到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是消解新生代农民工所遭遇的功能性排斥的根本所在，也是在其城市融合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根本内生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