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唐园结 余向东 蒋文龙 胡立刚 高杨
10月1日，在国际艺术界享有盛誉的上海双年展拉开序幕，这一以思考当代都市文化建设的盛会首次推出了城市馆计划。在30个参展的国际化都市中，竟然有一个中国镇级“城市”跻身其中，向世界展示着自己独特的艺术思考。这座“城市”就是浙江诸暨的店口镇。
乡村在万众瞩目的中国城市展览中展示自己的魅力这不是第一次。早在2010年4月的上海世博会中，浙江宁波滕头村的“乡村案例馆”在主题为“城市让明天更美好”的展会上，表达了自己更深层次的思考，“乡村让城市更向往”。
展示是短暂的，但滕头村和店口镇留下的思考却发人深省：城市和乡村究竟应该是什么关系，城乡统筹怎么统、怎么筹？城乡之间如何互补互动、如何融合一体？为什么两次国际展览都青睐浙江的农村案例？
这显然是由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决定的。
浙江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工业化、城镇化走在全国前列，但城乡失衡、工农失调的矛盾也日渐突出。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正视矛盾，创新思路，设计载体，一手抓新型城市化，一手抓新农村建设，率先开始城乡统筹的实践和探索，率先从“二元分割”进入“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创造了城乡统筹的多个全国第一：
第一个出台城乡一体化纲要；第一个围绕城乡统筹构建起比较完备的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第一个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卫生大整治；第一个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第一个从省级层面提出建设“美丽乡村”的目标；农民人均收入连续多年排名省区第一；小康实现度连续多年排名省区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排名省区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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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第一，一个个亮点；一次次探索，一次次实践，绘就了浙江城乡统筹丰富而生动的历史画卷，也让我们看到了一条从思考到现实、从实践到理论奋力前行的清晰脉络。浙江城乡统筹的方略和实践，不仅为探索中国特色城乡统筹理论提供了活力之源和思考案例，更以自己不甘人后、敢为人先的创新创造情怀，践行了城乡统筹这一伟大历史运动先行者的时代责任。让人沉思，令人鼓舞，给人启迪。在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的热烈喜庆氛围中，本报采访组来到这个城乡统筹的先行地，从省市到县镇，从机关到农村，从领导干部到基层群众，对浙江城乡统筹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新经验，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采访。
从“基层自发”到“党政自觉”
——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始终把城乡统筹放在“重中之重”位置，深刻总结基层和农民的创造，不断强化改革的顶层谋划和设计，大胆创新，扎实推进，初步构建了一套城乡统筹的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逐渐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统筹城乡发展之路
有人总结说：“浙江发展快主要是农村发展快，浙江富主要是农民率先富，浙江经济活主要是农村经济活。”这几句话意味深长，生动体现和蕴含了浙江在广袤农村组织工业化、城镇化大会战中取得的丰硕成果。
上世纪70年代，为了摆脱贫困，浙江农村开始摸索创办乡镇企业，一大批农民带着微薄的资金，转移到乡镇企业就业。为了不耽误农业生产，村集体就给留守务农人员一定的经济补贴。时间长了，就形成一种规范的制度——“农业发展基金制度”。“农发基金”的主要来源是从乡镇企业销售收入中按10%的比例提取，用于发展农业生产。这种制度直到90年代乡镇企业改制才告结束。
“农发基金”作为浙江的一种创举，后来被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人们总结认为，“农发基金”的本质是“以工支农”，是一种民间“自发”的统筹。
90年代后期，浙江一手抓“效益农业”，一手抓“城市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势头。据统计，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2002年十六大召开，13年间，浙江经济年均增长13.6%，比全国高4.3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
2002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城乡统筹”的概念之后，浙江人将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和浙江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展开城乡统筹的实践与探索。浙江城乡统筹由此从“基层自发”进入到“党政自觉”阶段。
浙江许多领导干部至今清晰地记得，2003年1月13日，履新不久的省委书记习近平出席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他把城乡统筹形象地比喻为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的“金钥匙”。当时的浙江，一方面，人口和劳动力加速流动，生产要素加速集聚，一二三产加速融合；另一方面，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不断扩大。面对这种状况，习近平指出：“我们既要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又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抓农村’，必须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度，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为什么要搞统筹？怎么搞统筹？2004年，浙江召开了全省第一个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会议，制订发布了全国第一个《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从产业、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六个方面推进城乡统筹。自此，浙江城乡统筹有了理论纲领。
如果说这一届党委政府从无到有，开始了城乡统筹的谋划、布局，开创了浙江城乡统筹的大好局面，那么，十七大之后，新一届党委政府则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机制，加大投入，提升发展，在构建新型工农关系、城乡关系，推进一体化发展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2010年，浙江克服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逆势而上，农民人均收入在全国省区中率先突破万元大关，达到了10070元，大幅缩小了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这一突破意义重大，标志着浙江“城乡二元分割”的状况得到了缓解，统筹城乡发展进入到了“全面推进城乡融合”的新阶段。省委书记赵洪祝表示，要在健全有利于农业农村工作加快发展的体制机制、提升农业农村加快发展的支撑能力和推动要素资源更多更快地向农业农村配置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新的进展。
从“基层自发”到“党政自觉”，历届党委政府在推进城乡统筹上，坚持不懈，毫不含糊。特别是在“三农”发展的“黄金十年”里，浙江把城乡统筹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大胆创新，扎实推进，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统筹之路。
记者查阅了省农办编辑的《农村工作学习文件》，发现自2002年至今，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针对“三农”的工作讲话和省里出台的政策文件，每年都在25件到30件之间。涉及“三农”领域的方方面面，其中有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养老保险、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就业服务等等。而每一个政策文件和工作讲话的背后，实际上都是一个浩大的民生工程。这些政策文件和工作讲话相加在一起，构成了浙江城乡统筹的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
作为浙江城乡统筹全程参与者，省农办副主任邵峰感受到了显著的变化：十年中，大家学会了从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高度认识“三农”工作。“我们把城市和农村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加以统一谋划、通盘考虑，通过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三者之间的互促互动，真正形成了生产力和资源要素优化组合、重新配置，最后实现了城乡互动的融合发展，整体上提高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目前，浙江的城市化水平实现了快速提高，已经超过63%，农民人均收入2011年已经达到13071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幅远远超过了城镇居民增幅，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已经从2.49∶1降至2.3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