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温州模式的实质就是老百姓经济，企业以民营为主、资金以民资为主、市场以民办为主。
所谓“温州模式”就是以乡村，城镇，或县市为单位生产少数几种商品，每种商品的制造由若干企业协作完成为特点的生产方式；协作的生产企业之间和产销的环节之间有着浓厚的家族地缘关系；靠人海战术在全国设立经销网点作为销售方式，并负责市场信息反馈和原材料采购的经济发展模式。它是对温州独特经济发展格局的一种理论概括。“温州模式”属于私人所有，以家庭工业和商品市场发展的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模式。这一概念由一位名叫桑晋泉的记者在1985年5月的《解放日报》上最先提出的。这种模式是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体，以家庭和联户经营的民办工业和专业市场、农民购销员和民间信贷相结合为特点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的致富之路，也是一种以家庭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小城镇为依托、以农村能人为骨干的一种新型家庭经济和市场体系相结合的农村发展非农产业的发展模式。
一、温州模式发展背景及特点
温州模式从区域地理上包括浙江省东南部山区，东濒东海包括台州、金华、宁波等地，一些学者常用“浙江模式”代指。1997年十五大之后，温州模式正式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中，温州经济的一系列亮点也被经济学家们看好。温州模式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第一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这个阶段是以农村家庭企业为主要经济形式;第二阶段，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这个阶段是以股份合作制企业为典型形式的过渡阶段;第三阶段，1992年以后，这个阶段是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制企业阶段。温州模式的特点是以家庭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以生产小商品为主，由供销员为发动骨干，以农村集镇为依托建立新型产销基地，以专业化市场为纽带的市场调节运行机制。温州的乡镇企业尤其是家庭、联户企业，主要依托包括消费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技术市场和劳务市场在内的地区性民间市场体系而孕育、成长的。温州模式的实质就是老百姓经济，企业以民营为主、资金以民资为主、市场以民办为主。
二、温州模式的要素建设
这种模式被关注的原因主要是温州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快、比重大。说到底，是放手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在温州地区，主要依靠农民家庭积累发展家庭工业，依靠农民个人头脑发展中介服务。通过劳动替代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收益积累的过程，实现农村工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是“温州模式”的重要特征。“温州模式”其实也是一种“被逼出来”的模式，在发展初期既无政策扶植，又无外资投入，国有经济又少，国家的补贴也相应较少，温州就是在基于生存的基础下发展起来的。费孝通教授用“个体所有制”、“家庭所有制”界定了温州模式的特征，而区别于苏南模式的“社区所有制”。 总体来看温州经济体现家族企业区际化发展、民营资本流动、行业自律、商品和人员的流动、城镇化建设、公共服务完善、注重文化传承七个特点，也即是其模式发展的七个支撑要素。具体从其发展的要素看：
1、以民营资本流动来发展经济。温州模式的经济增长由本土资本自我推动和激发。这是一种“草根”的“原始积累”模式，外来资本或者国家投资非常罕见。这个模式走小政府大社会之路，社会投入成为建设资金的主渠道。在温州模式发展的第一阶段，运用级差地租原理进行土地有偿出让筹集建设资金，依靠农民家庭积累发展家庭工业，依靠农民个人头脑发展中介服务，通过劳动替代资本投入、人力资本收益积累的过程，实现农村工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在促进产业发展的资源组织方面：由于集体资源有限，人们通过市场自发组织资源的成本相对较低，因而主要采取家庭工业的形式配置资源。注重专业化市场的培育，重点发展民间资本市场。他们通过个人积累财富和支配资源，并成立民间组织，利用民间资本，通过股份合作制、股份制等方式实现资源共享，解决农村经济发展资金要素不足的问题。如，温州人的贷款主要来自私人部门，温州成立了很多资本积累方式的“钱会”，负责对工业发展贷款。温州高利的地下“钱庄”或者伪装成“集体所有信用社”成为当地人贷款的主要来源。统计据温州民间资本总体规模近6000亿元，这笔总额庞大的民间资本在全国各地进行各种实业投资、民间借贷，以及投机炒作等活动。大量民间资本适时向外投资，形成行业性的温州市场和跨区域的温州经济。对一些公益事业如基础设施建设，由公益型转变为经营开发型，并以政府为筹资主体，采取“农民捐一点，外资引一点，银行贷一点，财政拨一点，港澳赠一点，集资集一点，土地开发搞一点”；对赢利性项目则以企业为筹资主体，使城镇建设市场化；对稀缺资源如汽车、摩托车牌照、公交线路、体育场馆建设等，则向社会出售，如体育馆一个座位五万元，一个的士车牌七十余万元等，以筹集社会资金从事城镇基础建设。以市场化手段拓展融资渠道，弥补建设资金的不足。
2、以家族企业区际化发展。温州模式下传统的民营企业，基本都是家族式管理。他们充分利用沿江、沿海、海陆空发达、交通便利的地理优势，规避缺乏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和技术，走的是私人资本经营的发展道路，采取走出去闯市场的办法，通过市场化来促进工业化。温州模式的农村经济产业方向就发展民营经济为主的农村工业化，其产业特征为“家庭工业、专业市场、推销大军”，即以家庭工业为基础，以专业市场为载体，通过几十万销售大军推销其产品。其模式发展方式为:“离乡”和“不离乡”。发展家庭工业是“离土不离乡”甚至“离土不离家”，家家有工厂；而“千军万马走出去”和遍布全国的以温州人为先驱和主体的“浙江村”，是温州人“离土又离乡”的生动体现。相比之下，“离土又离乡”更能体现传统温州模式的特色。两种“离土”方式构成了温州模式:家庭工业生产的“小商品”，正是通过千千万万走向全国的温州人所建立的“大市场”销售出去的。在产业发展的布局上：
一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广大农民迅速地把农业领域家庭经营的基本经验，依靠自身力量，广泛运用于发展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大力发展家庭经营的商品经济，并依托家庭、乡镇工业为基础，通过拾遗补缺发展经济的产销。使家庭经营成为农村所有产业部门一种占主体地位的经营方式，成为温州模式的基础。
二是以专业市场为主导。温州的专业市场在温州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枢纽作用，通过专业市场，温州农村家庭工业从事的小商品生产得到了集中，利用社会化的分工协作的生产体系和购销大军在走南闯北的贩销中转型的专业市场，突破了农村家庭工业分散的小规模生产的局限性，发挥了专业合作的群体结构的优势，并通过专业市场使专业化从生产领域拓展到流通领域，实现了规模经济，在温州形成了别具一格的以农副产品、手工业品为主的传统型农村集贸的“小商品、大市场”格局。
三是以产业集群为核心。“温州模式”在产业结构上，以传统的轻加工工业为主。表现为精细的社会化分工和协作，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形成了以“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为特色的专业化生产，企业在产业内部是一种从供应商到客户的价值链的垂直协作形式，产业价值链的分工非常细，形成“块状经济”，这些专业化的生产行业迅速在国内外市场占有一席之地，由小到大、由低到高，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高，由单纯追求利润到创名牌树形象方向发展，逐渐形成以低压电器、服装、鞋、打火机和眼镜五大优势产业为龙头的产业集群。
3、以城镇建设来发展经济。温州模式在城市建设方面，采取因地制宜，加快小城镇建设。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温州小城镇建制镇从1978年的18个，猛增到现在的125个，约占全市乡镇的46%。通过发展小城镇，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得到互补，城镇的布局更加合理，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加速了温州农村工业化的进程。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温州模式进入制度，技术、市场和产品的全面创新阶段，工业和人口向城镇集聚，城镇建设市场化，产品和企业向规模化、公司制和品牌经营迈进，而本地专业市场进入衰退期。
4、以行业自律来发展经济。温州历来推崇企业自律，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温州企业的自律性组织快速发展壮大。目前，温州当地共有市一级的行业协会（商会）83个，在温州以外的温州商会102个，形成温州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自治机制。
5、以完善公共服务来发展经济。温州模式是小政府大社会，被概括为“市场解决模式”、“自发自生的发展模式”和“自组织模式”，核心是自发和内生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温州模式的形成中，市场机制发挥着广泛的作用，政府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提供制度环境和公共产品上，管理职能相对弱化。
6、以商品和人员的流动来发展经济。温州模式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温州城镇和乡村与外界之间商品和人员的高度流动性。在温州生产的大量轻工业产品在全国范围内销售。国内市场是他们的主打市场，但是他们的产品也销往东南亚、美国、欧洲、俄罗斯和中东。在2000年初七百万的温州人中，有超过一百万人在中国其他地方流动。这中间的许多人每年回家过春节。温州人企业家如今以“遍布天下”，几乎中国的每个角落都有温州人，温州人也以精明的生意人而闻名(张志城，1998；王春光，2000)。
7、注重文化传承来发展经济。温州模式是以创富精神为核心。一是温州的文化是闽越文化，提倡经世致用，讲求事功，主张“功利与仁义并存”，反对离开“功利”而言“道义”，强调个性、个体和能力，具体表现为对富裕生活的追求，以及为拥有财富愿意付出艰苦的努力。受温州文化的熏陶，“温州模式”的核心之处在于温州人有很强的创业精神和致富欲望，普遍具有艰苦创业、敢冒风险、永不满足的精神。二是礼仪经济。礼仪经济“穿梭”于经济发展链中生产、分配和再分配，尤其是消费的每一个层面。通过礼仪以巩固亲属之间的连带关系，保证将来从亲属、邻居、朋友、生意伙伴和当地官员那里得到帮助，同时这些仪式也是向社区表明家庭事业发展的成功，报答朋友、邻居和亲属过去对自己的帮助。
三、温州模式的总体启示
温州农村经济的发展，模式的形成，不是靠丰富的自然资源条件，而是靠广大群众的艰苦奋斗精神和聪明才智；不是靠特殊的优惠政策，而是靠市场上的平等竞争和政府所创造的宽松环境；不是靠国家的大量投资和扶持救济而是靠劳动大众的自我积累、自我创业、自我发展，这一经验充分地告诉我们任何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在天，不在地，关键在人，根本在于自己救自己。因此，我们可以说培养温州人的意识、商品经济意识、求生求富的意识；发扬温州人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学习温州人的劲头，自力更生，自我创业的劲头，百折不挠、千方百计的劲头，才是农村脱贫致富之根本，才是企业改革和发展之根本，才是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之根本。其启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温州模式的发展采取了因此制宜，适应了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条件。从区位特征、传统文化、基础设施条件、资金来源等各个方面考虑，温州地区适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因此这种模式顺应了区域经济发展的趋势，促进了区域经济迅速发展。从其农村产业发展方面来看：重视经济强村，重点突破，全面推进，典型示范，分类指导，以农村基层为重点，注重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绝不等靠要，实现带领群众奔小康的目标。经济强村并无统一的条件或是固有的模式，而是注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或组建村办企业集团，或兴办工业小区，或建设现代农业园区，并通过推行股份合作制，转换经营机制，盘活存量资产，增强经济效益。有的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有的一业兴村，有的多业并举，最终各获成功，走出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新路子。
第二、温州模式经济发展极具经济效率。温州民营经济，昔日是小打小闹、拾遗补缺，而今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市场体系看，“小商品大市场”已成特色，其中闻名全国的有苍南宜山再生晴纶市场，金乡牌徽章市场，永嘉桥头纽扣市场，乐清柳市低压电器市场等。而且近年来大力开拓国外市场，纽扣、拉领等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日本、独联体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经济收入看，70年代末温州在全国还居于落后水平，但到上世纪90年代已明显呈现出跃为全国发达地区的势头。
第三、温州模式明确了政府职能，清晰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定位。温州经济的繁荣虽然是老百姓的经济，来自市场的作用，但政府在消除垄断、避免投机、确保质量、城市建设宏观调控、制定目标等方面的导向作用和完善为老百姓经济服务的综合环境方面都是功不可没。
第四、温州模式的特点在市场，经验在市场，对我们的启示仍然在市场。温州农村经济成功的谜底就是围着市场转，市场兴则经济兴，市场健全则经济发展。即所谓“建一个市场，兴一方经济”。在产品进入市场上，从不贪大求洋，不眼高手低，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从而小中见大，紧密跟紧市场。“温州模式”的创建与全国改革的大背景相一致，温州人找到了发展经济的辩证法，以小见大，以小博大，从而在产业发展、产品质量上，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
第五、温州模式在资金筹措上，走小政府大社会之路，社会投入成为建设资金的主渠道。运用级差地租原理进行土地有偿出让筹集建没；强调老百姓是发展市场经济的主体，依靠农民家庭积累发展家庭工业， ，实现农村工商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注重专业化市场的培育，重点发展民间资本市场。他们通过个人积累财富和支配资源，并成立民间组织，利用民间资本，通过股份合作制、股份制等方式实现资源共享，解决农村经济发展资金要素不足的问题。
第六、温州模式勇于解放思想，不甘现状，不畏艰难，高瞻远瞩，不断创造农村区域经济新亮点。在产业发展战略布局上：注重特色但不因循守旧，按照中心强化、轴带集聚、两箱拓展的要求.在“十五”期间形成一个中心、一条集聚带、三个发展轴、两翼经济区；在产业结构调整上：三大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调整为5:55:40，使产业结构合理化;形成一批经济规模化、装备现代化、运行高效化、具有竞争优势的大企业、大集团和一批“小型巨人”企业，使产业组织高级化;同时促成三大产业之间及产业内部的协调配套，使产业关联度提高；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同时，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和优势特色产业，不断发掘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从而创造农村区城经济新亮点。同时，注重创新而赋予模式新内涵，各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各显风采，各具所长。
综上所述，这种模式，其优点在于勇于解放思想，不甘现状，强调老百姓是发展市场经济的主体，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农村产业发展上，因地制宜，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小城镇建设为中心，发展家庭工业、专业市场、推销大军。注重民间社会团体、资本和资金市场的发育，拓宽农村经济发发展的融资渠道。特别是在市场配置资源，民众创造财富，企业自主经营，政府搞好服务等六个方面的论述对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都有很好的借鉴，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这种模式“过于强调私人经济，公共精神的缺乏导致社区规划混乱，人际关系淡漠，社区缺乏吸引力，同时创业人员文化教育水准低，公共产品严重不足，使工业化缺乏长远规划，科研，基础研究等投资大，周期长的公共产品无人提供， 生产多靠模仿，产业结构调整过慢，难以在未来的竞争中保持竞争力，社区缺乏规划与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竞争力的衰退导致温州近期的相对衰落，人、财、物的加速外流，使传统的温州模式不可持续。而在西部贫困山区因先天不足，不光从人的开拓思想还是地理环境及其农村发展所需的原始资金、基础设施、产业发展、人才培养、城市建设等发展要素都远远落后于温州模式区域。同时，西部贫困山区，农民的文化素养和驾驭市场能力低下，即使组织成本极低也缺少与其他阶层谈判能力。低组织收益和高组织成本，加上从事行业的低利润性往往使农民合作社很难生存下来。这种思路框架依然是市场经济下农民的无奈之举。因此，西部贫困山区新农村建设的模式要因地制宜，不要“一刀切”。选取的依据必须围绕“以人为本”的原则，更加关注集体环境中的人的各项需求；必须综合考虑所在区域的位置、资源禀赋、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差异性。应从各地实际出发， 注重区域差异，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创新精神，优化农村治理结构，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推动社会事业发展，繁荣农村文体事业，健全社会保障体制。从治理生态环境，规划推动小城镇发展，改善基础设施、居住环境，提高生产能力的模式做起；紧紧围绕市场需要，从调整产业结构，发挥专业化生产优势，带动农村产业化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民收入做起。量力而行，注重实效，避免搞形式主义和形象工程，增加乡村债务和农民负担。各地应当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合于自身特点的建设模式，防止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见物不见人”。
作者：
王国清，西南财经大学博士导师
杨成章，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2007级财政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