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以英国为例，总结其内发式农村变迁的成功经验，并探索出对中国现阶段新农村建设的有益启示。
建设现代化的新型农村，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或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发达国家或地区已经经历了这个历史阶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一些可供我们借鉴的农村发展模式和道路。通俗地说，农村发展模式是指农村发展的样式及所呈现的特点。根据美国农村社会学家埃弗里特·罗吉斯和拉伯尔·T·伯德格关于个体农村变迁的思想[1]，从其整体特征看可将世界各国农村发展的典型样式概括为两种:内发变迁和关联变迁。即一国农村社会的变迁是本国与此相关的成员率先自然地根据自己的思想实现的，还是在别国已有经验的影响下实现的。前者属于内发变迁，后者属于关联变迁。显然，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农村发展表现为典型的内发式变迁模式。本文以英国为例，总结其内发式农村变迁的成功经验，并探索出对中国现阶段新农村建设的有益启示。
英国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首先在农村地区产生并深入发展，主要表现是原始工业化阶段的英国乡村工业的发展。这里乡村工业是指以乡村为阵地，以家庭生产为其主要的生产形式，生产的目的直接面向市场，为市场的需要而生产。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改变了乡村的经济结构和英国传统农耕社会的经济面貌，而且促进了生产组织形式和生产关系由封建生产关系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转变。此外在乡村工业的推动下还出现了乡村城市化现象，如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工业城市利兹、伯明翰就是由工业村庄发展而来的。大量新城镇的出现，改变了英国城乡之间的经济比重、人口分布及职业结构的状况。据里格利估计， 1520年时英国乡村非农业人口约占乡村总人口的20%， 1600年约占24%， 1700年约占34%， 1750年为42%， 1801年达50%[3]33。可见英国农村地区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具备与城市几近平等竞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条件。
1.资金成为束缚新农村建设的瓶颈。
如前所述，英国早期农村农业发展与本国的海外大扩张和乡村工业的发展紧密联系，后期则与工业革命基本同步进行。而且早在16、17世纪时伴随英国农村城镇化的进程还出现城市人口和资本向农村转移的现象。这就进一步促进了英国农村地区工商业的繁荣，有利于农村地区积累自身发展资本。在1761年到1860年的100年间，英国农业固定资本存量值大约为43000万英镑[4]。而随后则进入工业革命时代，工业的迅速崛起为英国积累了大量财富，从此强大的工业增长收入成为农村发展资金的主要来源，同时还积极利用国际资本以增强农村农业建设力度。如英国政府1945年从美国获得37. 5亿美元的低息贷款的一部分用于农村农业发展。因此可以说英国农村农业的发展过程基本不存在受资金严重约束的问题。而中国的新农村建设由于起点低、区域差距较大等原因，使得新农村建设作为一项宏大而长期的战略计划，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仅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初步估算就需要4万亿元人民币。预计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20年)前，全国60多万个村的新农村建设所需资金约18万亿元。尽管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但相对于巨大的需求来说，国家财政目前还难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充足资金，可以说资金问题已严重制约了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如何缓解资金压力问题迫在眉睫。
2.农民素质低直接影响新农村建设。
在英国，一方面由于其农村农业的发展一开始就与工业紧密联系，使得英国农民和技术应用有着天然的联系，英国农民思想相对比较开放，比较容易接受在农业中采用新技术新方法;另一方面，英国在17世纪资本主义兴起时就重视普及大众教育和职业教育。具体到提高农民素质方面，英国政府则偏重于对农民进行职业技术培训，主要通过学徒制度来解决农民技术使用问题。例如，在查理一世时规定父母有义务送达到一定年龄的子女去做学徒，其资金或经费主要来源于社会各阶层的捐赠和枢密院的救济。目前，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落脚点在“村”，重点在“农民”。农民的文化素质、技术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决定新农村建设的兴衰和成败。但现阶段我国，绝大多数农民的素质不容乐观。突出表现在:农民思想还比较保守，传统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普遍存在“小富即安”的心理，生产、生活和行为方式都与现代社会生活的要求相差甚远。在文化素质方面，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据有关资料统计，在我国农村人口中，具备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劳动力总数的87·8%，其中文盲就占到农村劳动力总数的7·4%。高中、中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到农村劳动力总量的12·2%[5]。农村劳动力素质、技能低下使他们不仅难以进入较高层次的产业，而且从长远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低素质劳动力的就业领域必将越来越窄。
3.中国农业发展总体比较落后。
英国早在20世纪中后期就已完成向农业现代化的转化，即农业化学化、良种化、生产工业化和全盘机械化的综合[6]。而到目前为止中国农业的总体发展概况是:在很多农村地区，农业基本上还停留在以“家庭”为单位的耕作模式上，经济效益不高。中国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低，农产品粗放生产，加工能力低，产业化经营尚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特别是最近十年来，农业受市场的冲击，农村出现大量荒地无人耕种，即使是种植地，也大多停留在“粗耕”的层次上，品种较单一，造成资源严重浪费。概括地说，目前我国在农作物种植和畜产品养殖过程中，更多地追求数量的增长，且多以零散种养为主，尚未形成规模效应和集约效应。与此同时，农产品加工大多停留在初级生产、加工上，精深加工很少，因而农产品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不高，竞争力较弱。另外，农业为工业化提供农业剩余的旧格局仍没有改变，农业通过“剪刀差”的形式对工业化的贡献额每年都在1000亿元以上[7]。
4.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大。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之一，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农村剩余人口的有效转移。英国大规模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伴随圈地运动、乡村工业的发展开始的，初期主要是在国家暴力和法律强制下缓慢进行的。到19世纪，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较成功的转移。从1801年到1851年的50年间，农村人口的比例由74%下降到55%， 1900年英国农村人口下降到25%[8]。进入20世纪中期，到1930年英国农业劳动力为125·8万，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6%，但是到1965年下降到4%， 1978年为2·2%[9]。而我国农村只需要约1亿多劳动力， 1亿多劳动力在乡镇企业从业，还有近1亿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工，现阶段我国农村还有约1. 5亿多剩余劳动力有待实现转移，同时我国农村劳动力每年还在以1000万左右的速度在增加。此外，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体文化素质比较低，目前在4·5亿多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初中以下的仍占88%[10]，从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不高，从事非农产业的职业技能非常缺乏。素质的相对低下和数量的绝对庞大的双重劣势使得目前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进程更加步履艰难。
英国农村发展的资金来源启示。
英国农村农业发展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乡村工业长期发展所积累的资金，可直接用于当地的综合建设;二是来自高度发达的第二、三产业积累的巨额资本投资。二者都以其高度统一的国内市场体制为前提。而中国的农村工业却长期在家庭生产的组织形式中徘徊，中国的农村建设资金自身积累基本处于空白，而且第二、三产业发展严重不平衡，工业化总体水平尚不能与发达国家同日而语。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资金积累。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构建一个支持农村发展的稳定资金来源渠道和体系，以弥补自身积累和工业反哺资金的不足。除了借鉴英国这方面的经验，乡村工业和城市工业齐抓共管之外，还要紧紧抓住国际资本和民间资本活跃的有利时机，积极利用国际资金和社会闲散资金。一方面要加强新农村建设过程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创设条件吸引外资流向农村地区;另一方面要加强不同地区、不同产业间的互动，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向新农村建设。可以通过政府组织、民间团体牵线搭桥，让城市有关单位和企业对口帮扶乡村。
强调政府在促进和保护农业发展方面的核心作用。
借鉴英国政府在二战后推行的一系列集中扶持农村农业政策的经验，结合我国现阶段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工业化发展中后期的现实，我们强调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突显政府在促进和保护农业中的作用。第一，政府应从推进国家工业化中退出，至少部分退出，以解除农地制度创新的外部约束条件，并适当保护农业产权，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维护工农业之间正常交换关系和强化宏观调控的角色。第二，政府必须采取必要的经济、法律、行政手段，调动和引导社会资源流向农业及其相关产业部门，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社会化农业利益补偿机制，提高农业比较利益，充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实现对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稳定农业生产。第三，必须按照国际规则对我国农业进行适度保护，应大力实施属于间接转化为农民收入的“绿箱”各项政策，最终实现由“剥夺农业”向“扶持农业”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最大限度地支持和保护我国农业生产的目的。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方式对我国的启示。
英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政策随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变化，这种与时俱进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借鉴。因此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也首先应该结合国民经济发展现状，因地制宜地推进。当然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面临的基本情况与英国早期明显不同，所以不可能照搬英国的做法。根据中国当前的具体情况及英国经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应从以下几点入手:首先，要打破城乡二元格局，使农民摆脱户籍管理制度的约束和分散土地经营羁绊。加快城镇化步伐，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乡镇企业、小城镇和城市转移。同时对进城农民给予“国民待遇”，保障他们的平等就业机会和子女的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从而降低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的货币成本和心理成本。其次，可借鉴英国发展“工农综合体”的具体做法。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阶段，在农村地区推广建立“工农服务综合体”，在大力发展农村工业的同时，根据中国目前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的现状，着力围绕农产品加工、储藏、运输等农村服务业等重点，积极推进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步伐，同时实现农民就地转移。第三，从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策与社会保障政策和福利政策相结合，尤其是要在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抗风险能力、提高其安全保障上下足功夫。最后，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要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策略和搞好农村教育事业，提高这一群体的综合素质相挂钩。一方面要大力加强农村基础教育，使更多的农民子弟尽快通过高考升学实现高层次的转移;另一方面也要通过职业教育培养更多社会急需的合格的技工型人才，为尽快实现农村劳动力第二层次转移创造良好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