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乡村学校己经成为扰乱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则成了与小农们一道呐喊着的灵魂，成为当今乡村社会中一股新的不安分的力量。
一
关于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中知识分了的地位和功能的问题，似乎还难以确证。流行的看法是，传统乡村社会的读书人是儒家伦理道德的化身和教化的卞要承担者，担负着 社会整合的功能，是一种稳定的力量。但这可能主要限于那些在科举制度的阶梯上占据了一定位置的成功者，至于那些一生与功名无缘的村野塾师，在科举制度建立 之初的唐代，往往穷困潦倒，戴破帽而曳木履，“形状且秽之极”。在近代中国农村，这种现象似乎更具有普遍性。19世纪后期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其《中国乡村生活》里对于乡间私塾先生钟这样描述：“中国的教师经常难以保持灵魂和肉体的统一，而目经常不得不借别人的衣服穿，以便体面地出现在他的资助人面前。”“土地荒芜谷场光，教书先生心里慌。”“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缺乏适应环境的能力，而长期生活在吃不饱的边沿。”其全年的工作酬金大概只能购买一本无错别字的“好版本的《康熙字典》。在20世纪30年代，许多地区流行的“家有隔夜粮，不做孩了王”的民间谚语，是对这一群体尴尬处境的反映。
因此，传统社会的乡村教师是否成为“乡绅”并发挥乡绅的作用还令人怀疑。当然也难以对此全面地否定。然而在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可以真切地看到，无论是80年 代之前的革命年代，还是自此以来的改革年代，构成乡间知识分了主体的乡村教师都是一个尴尬的群体。城乡一元分割的社会、经济和教育制度使得他们与城市知识 分了之间不存在联系，构成不了一个整体，而在农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格局中，他们也儿乎完全处于中心舞台之外。他们实际上处于双重的边缘。
就 一般意义而言，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主要是那些居住在大中城市的高中级知识分了，而参与制造和形成舆论的主要是其中掌控着舆论机器的体 制内知识分了，他们发出的声音主要是执政党和国家的声音。而作为乡间知识分了卞体的农村教师，除了在课堂上面向少年儿童灌输着往往远离农村和农民生活的知 识之外，他们对国家大事并不具有发言权，即便在乡村的政治舞台上，他们也总是蜷缩在边缘角落。
造成这种“犬儒”形象的因素与大的时代背景以及这一群体本身的结构特征有关。在文化后退而政治高扬的革命环境中，知识分了并非社会的主导力量，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他们往往是被改造的对象。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20年间，中国农村的教师主要为“科班”出 身的公办教师，身为乡间稀缺的知识分了，他们可能具有较强的文化优越感，但其职责只是教好学生，无权介入村庄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实际上，在一连串的 政治运动中，他们中大部分的阶级出身可能使得他们更多地寻求自保，而不是对乡村事务乃至国家大事发言。另一方面，他们大多来自他乡外县，是流动性较高的群 体，呆上二五年一般就会被调动到外地执教，这客观上促使他们无意与当地发生太多的联系，除了偶尔为之的家访以及可能借宿村民家单而产生一些交往，他们通常 游离在乡村的社会生活之外。这种作为外乡人的高流动性也就降低了他们对于具体的乡村社会的归属感和责任意识。
由外来的公办教师为主体构成的乡村教师队伍，进入70年代发生了根本变化。就学人口的激增和学校的扩张升级导致乡村学校需要大量教师，而文革期间师范院校的停招又无法补充正规师资，只有从农村的初中和高中毕业生中招收。这就是“民办教师”。到70年代中期，民办教师占中国农村教师的比例己达70%左右。他们大多是当地人，身份仍然是农民，其经济收入远低于“公办”同行，但是虽微薄却固定的现金收入和脱离繁重的农业劳动的好处，使得这一职业对于当地的大多数初高中毕业生有着较大的吸弓!力，甚至形成一种竞争。实际上，要成为民办教师必须得到地方掌权者的推荐或允许，这种依附性造成了他们的天然劣势：根本不可能对于农村的重要事务发表己见、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真正地跳出“农门”，其职业声望显然不及公办教师。在官员的眼单，他们的份量似乎就更轻。70年代后期苏北某地的一位公社党委书记曾经这样鼓励这个群体：“你们要好好干，表现好的将来提拔到供销社当售货员。”在计划经济造成的物资短缺时代，乡村教师的地位的确比不上一个售货员。
二
如果说在以政治为中心的革命年代造就了乡村教师的无足轻重，那么在随后的以经济为中心的改革年代，乡村教师的境遇也并没有好转。在80年代，“尊师重教”政策的确在短期间内带来了农村教师待遇的较大幅度提高，但“教育现代化，的要求也使作为其主体的民办教师队伍遭遇了名为“关、转、招、辞、退”的清理。部分人转为“公办”，不合格者被辞退，余下的则带着危机感开始重新学习和参加考试，以获得“转正"所需要的文凭。而当大部分人都拿到了文凭之后，90年代初，“转正”又开始与“户口”挂钩：拥有城镇户日者将优先。这又促使许多教师加入“买户口”的行列。在这种消磨意志的生存状态中，自然也就难以看到作为“知识分了”的精神的张扬和责任的发挥。实际上，当80年代末开始乡村逐渐沉沦、农民重又陷入生存危机并为此而苦苦挣扎的年代，除了极个别的例外，乡村教师并没有能够发挥他们的}的年代，除了极个别的例外，乡村教师并没有能够发挥他们的书写表达能力而成为农村和农民的代言人。现实状况是，在《义务教育法》和《教师法》都反复许诺“国家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之后，他们得以养家糊日和维持尊严的工资开始被普遍拖欠。与90年代中期开始大中城市的知识分子收入和地位的明显上升形成对照，数百万农村教师的相对地位和收入却始终在下降。从而导致其本身也需要代言人。
农村教师工资的拖欠与城乡分割的一元经济和一元教育制度有关。80年代之前，在“两条腿走路”的办学制度下，国家则政这一条“腿”还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农村教育，农村公办教师的工资拖欠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和二元教育制度有关。80年代之前，在“两条腿走路”的办学制度下，国家财政这一条“腿”还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农村教育，农村公办教师的工资由县级财政发放，而民办教师的收入则由生产队所记公分和县、公社共同出资补贴现金构成。但是1985年开始的“分级办学”使国家完全抽身，教师工资全部由乡镇则政和对农民征收的“乡村办学经费”中开支。在“分级办学”实施之初，教师工资己占到乡则政收入的60%左右，此后的物价上涨和教师工资的增加进一步加大了对乡镇则政的压力。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及财政“分灶吃饭”则在使乡镇则政收入减少的同时，也断绝了来自县的财政补助，加上乡镇企业经营状况的恶化以及地方官员们发动的通常总是以失败告终的“富民工程”所引发的债务，乡镇财政进一步恶化，许多乡镇教师工资己经超过预算内财政收入。教师工资的大面积拖欠也就应运而生。到2000年4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的拖欠总额高达135. 6亿元一这相当于690万农村教师中有200万人左右一年中拿不到一分钱的报酬—覆盖了北京、上海和浙江、西藏之外的27个省区。与拖欠相伴的，是他们生存状况的整体恶化：有限的“公费医疗”被砍掉，生病不敢清假，因为那将会被扣掉工资，而对于必须体产假的女教师来说，她要自己掏钱雇用“代课教师”。总之，在迈入新世纪的门槛之际，教师们己经越来越接近那些在城市单靠出卖体力为生的“农民工”。至于那些每月只有一白元左右代课金的人数可观的“代课教师”，则成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最为廉价的劳动力。处于拖欠漩涡中的乡村教师自然成了社会弱者的象征和令人同情的对象。1999年3月的九届二次全国政协会议上，一位政协委员曾大声疾呼：“农村教师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啊!”在苏北地区，一些人准备放弃这一职业。一位小学校长就曾对一位老教师说“听说到新疆拾棉花每天能挣一十多块，咱去那儿打工吧”;一位有着30年教龄的老教师则在面对市教育局官员的200元捐赠时潜然泪下，跪地作谢。当然，也有更多的乡村教师卷入从农村涌向城市的“上访”队伍，或者偶尔会行使“集体不上课”的权利。不过，正如许多信访者通常遇到的那样，他们的境遇并没有因此得到改善，相反，却可能招来掌权者的恼怒和报复。笔者的一位小学时代的老师即于2001年冬季上访回家后的第一天被带到派出所审讯，以“非法集资，越级上访”为由遭到拘留的威胁。徐州市下属的铜山县，更是编织了一个株连到校长和教师家属的防止上访的监控网络，以签订“信访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交纳保证金或罚款、下岗等种种手段，试图约束那些越来越不安分的乡村教师们。在地方掌权者的眼里，乡村教师的确成了急于摆脱的包袱和麻烦。这从苏北地区某镇党委书记发表的“猪论”和“桶论”可见一斑。“猪论”是该人在拍卖村办小学发言时打的比方：过去学校是公办的，教师是政府圈养的家猪，必须给它喂食;现在村小要卖掉，推向市场，教师成了无人喂养的“野猪”，要自己找食吃。“桶论”则是：一个农民，一个教师，是政府肩上挑的两个大粪桶，添了很多麻烦……
20世纪20年代，陶行知曾经充满豪情地主张，“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的灵魂”。这种理想主义宣言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科教兴国”、“教育强国”的时代背景下，似乎完全走向了它的反面：乡村学校己经成为扰乱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则成了与小农们一道呐喊着的灵魂，成为当今乡村社会中一股新的不安分的力量。
在这种背景下，2001年开始，长期处于制度边缘的乡村教师由“以县为主”带入国家则政的保护范围，部分教师则在地方政府“卖学校”的风潮中走向“市场”。但是己经有不少经验资料表明，这两种“改革”似乎仍然未能从根本上缓和他们延续了十多年的焦虑、不安和躁动问题。
(作者系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