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有一个名叫张家口村的地方，过去，那里可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野猪窝”。每到粮食成熟的季节，便有成群结队的野猪到地里糟蹋粮食，村民们苦不堪言。如今好了，这“野猪窝”摇身一变成了“蔬菜山”，村民们不仅不需要大半夜地守在地里防野猪了，收入也节节攀升。那么，这一转变究竟是如何实现的？为此，记者于8月3日专门前往张家口村进行了调查。

　　一个女人与一个合作社

　　3日上午，记者驱车前往张家口村。持续多天的高温加上弯弯曲曲的山路，让坐在车内的我昏昏欲睡。近一个小时的车程后，同行说到了，迷糊之中我提了包就下车了。原来，这第一站便是村委书记易春秀的家。

　　外面可晒人了，大步跨进易书记的家，立马感觉凉快不少。正当我独自感叹终于不用在车里“洗桑拿”的时候，一阵爽朗的笑声便传了过来，紧接着，一个皮肤黝黑的女人出现在眼前，她就是易春秀。“你们可算是到了，这也快中午了，不嫌弃的话记者同志就跟我们一起吃顿农家饭吧，这不我正在做饭呢。”果真是大中午了，想到后面的采访任务，记者便答应了。

　　不一会，饭菜做好了，阵阵香味勾起了记者肚里的馋虫。饭桌上，易春秀热情地对记者说：“临时接到通知才知道记者要过来，也没准备什么，但桌上的菜都是我们自家种的，绝对绿色、无公害。喏，这豇豆啊、番茄啊、辣椒啊就是从后面这片园子摘的，这鸡蛋是自家喂的鸡下的，这肉也是自己喂的猪身上的……”

　　易春秀的一番话让记者食指大动，一顿饭不仅吃得香还吃得安全。由于时间紧迫，饭后记者立刻对易春秀进行了采访。

　　易春秀，女，夷陵区黄花乡张家口村人，1970年出生，原宜昌申昌服饰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现任张家口村书记、宜昌良山蔬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一个女人放弃城里待遇优厚的工作，回到山旮旯里搞起了合作社？

　　“张家口村是我家乡，是我的娘家。早些年我还在城里上班时，像这种大热天的，中午邀上几个同事，吃过饭一起上美容院洗个面，吹吹空调，两三点的时候，服务员在提醒你上班，甭提有多滋润了。即使这样，我还是回到了家乡，因为每次想到父老乡亲们付出同等努力但挣得钱连别人的一半都没有，心里很不是滋味。”

　　就是在这种心系家乡的情怀影响下，2009年12月，易春秀在南边村成立起了宜昌良山蔬菜专业合作社，开始引导当地农民调整产业结构，从单一的种植玉米发展为种植各种时令蔬菜。三年下来，成员从最初的42户发展到136户，种植面积从300亩发展为1000亩，成员们的年收入也从几千元变为破万元。

　　一个女人竟有如此能耐和担当，记者不禁重新打量起她来。经常在日头下面晃，她的皮肤变得黑黑的，甚至出现少许晒斑，一双手也不复女人应有的细腻与光滑。她不再美丽了，却又是美丽的。

　　“保护价”收菜让成员零风险

　　一个女人，用自己的肩膀挑起了一个合作社，挑起了家乡父老沉甸甸的希望，想来，肯定是不容易的，事实也确实如此。

　　差不多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成员们种的本地辣椒长成熟，一个个甚是喜人地挂在枝头上。余春秀立即组织人员按照1.6元一公斤的保底价把辣椒从成员们的手里收过来，共4000公斤，一车直接发到武汉，一车在宜昌本地销售。易春秀告诉记者，当时她可是满怀着希望到武汉去的，因为合作社的辣椒不仅模样好，辣味也十足。然而现实却给了她一记闷棍。就是因为本地辣椒辣味十足，而武汉人不像宜昌人那么喜吃辣，一车辣椒压根就没卖出去多少，大部分都烂掉了。

　　“那一次到武汉，我们总共呆了4天，油费花了600多元。而我们三个人算上吃住，每人每天就是150元一天，算下来就是2000多元，在加上烂掉的一车辣椒，光收购就花了6400元。这一趟，我可是亏惨了，心里真不是滋味。想着宜昌还有一车辣椒，一回到宜昌我连休息都没来得及，又直接赶到了金桥市场询问销售情况。不问还不晓得，在宜昌卖的这一车辣椒，除了刚上市那会生意还不错，到后面由于卖的人多了，6毛钱一斤都没人要。没办法，最后我只好论袋卖，5块钱一蛇皮口袋甩出去了，剩下的一些自己拖回去晒成辣椒皮子。那一次，是我亏得最狠的一次，近七八千块钱，我都自己担下了。回去后我没敢跟成员们说，一是不希望他们担心，二是自己也觉得没面子。”

　　听完易春秀的这个讲述，记者心中着实震撼，一个女人，背着成员们就这样默默地承担起所有的亏损。说到底，都是那个“保底价”惹得祸，因为按说收购价格是应该根据市场价格的浮动而浮动，市价高保底价就高，市价低保底价就低，合作社成员应该与合作社共担风险。易春秀却没有这样做，她说，“成员们本身一年到头就挣不到几个钱，要是让他们再担风险，这可怎么过活。”

　　今年，余春秀又跟成员们签下了多份保底价合约。

　　山包包变成蔬菜岭

　　易正位是张家口村6组的一户成员，过去他家有3亩包谷地，现在都改种蔬菜了。当问及为什么改种蔬菜时，他这样说道，“这片山头上有很多野猪，原来种包谷的时候，一到7、8月份，包谷长好了，野猪就跑出来啃包谷。要说这野猪也成精了，到了晚上8、9点钟，等人吃过饭、洗过澡准备休息的时候跑出来害人。能怎么搞呢，一年到头就指望田里这点包谷了，只能提个铁桶子拿根棍棍到田里头守着。野猪一出现，就用棍棍敲桶子，把野猪都吓走。经常这一守就是大半夜，回去就大天亮了，收拾下又要准备干活了，累死人。后来易书记回来了，让我们改种朝天椒啊、海南瓜什么的，一开始还不相信，直到易书记拿自己的几亩地做了实验，发现这些蔬菜野猪又不吃，价格也还可以，大家纷纷种起蔬菜来，收入增加了，人也舒服多了。”

　　这样听来，想必当初在推行结构调整时也不是一件简单事儿。农民都是现实主义者，种包谷多多少少都可以赚点，但改种蔬菜确实要担一定风险，那么易春秀究竟是怎样说服农民的呢？

　　“当初让农民改种蔬菜，合作社可是下了大血本。先不说120元一亩的种子、205元一亩的肥料、30元一亩的薄膜是我们免费提供的，连改种蔬菜所花的人力我们都按100元一亩的价格补给了农民。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没有花农民一分钱，合作社承担了所有的费用，共计7万多元。”易春秀告诉记者。

　　如今，“野猪窝”摇身变作了“蔬菜地”，相信在合作社的带领下，农民的日子会越过越红火。黄花财政所所长张贞明这样说。